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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一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往引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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